陪着你-医患

夜深了,医院走廊的白炽灯依然亮得刺眼，我坐在值班室里，翻看着今天新收的病例，窗外偶尔传来急救车的鸣笛声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像某种急促的心跳。

急诊室里的那个中年男人,从下午一直昏迷到现在，CT显示脑干出血，预后很差，他的妻子守在床边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的手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

“医生，他会醒过来吗？”她看到我走进来，抬起头，眼眶红肿。

我沉默了几秒,在医学院的第一天，教授就告诉我们：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”可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，语言总是显得苍白。

“我们正在全力救治，”我说，“您也要保重身体。”

她点点头,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，我递给她一张纸巾，转身走出病房，在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听见她低声说：“你一定要挺住，孩子明天高考完就来看你。”

高考,明天，这两个词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。

三年前,我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医患风波，一位老人在就诊时突然晕厥，我紧急施救，心肺复苏做了整整二十分钟，老人恢复了心跳，却再也没能醒来，家属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在门诊大厅大吵大闹，指责我“把人救死了”，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对“救死扶伤”这个神圣的词产生动摇。

后来,科室主任告诉我：“医生和病人之间，隔着的不仅仅是一张病床，还有对生命不同的理解，你以为你做了一百分的努力，在病人和家属眼里，也许只值六十分，不是因为你的技术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们把全部的期待都押在了你身上。”

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。

零点刚过,急诊室又送来一个车祸伤者，年轻的小伙子，骑电动车与货车相撞，多处骨折，脾破裂大出血，手术台上，血袋一袋接一袋地输进去，生命体征却像风中残烛，忽明忽暗。

主刀医生的额头上已满是汗珠,器械护士的手一刻不停，整个手术室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和器械碰撞的叮当声。

三个小时后,小伙子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送他回病房的路上，他的母亲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嚎啕大哭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。”

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烟消云散。

天快亮的时候,我再次去看那个脑干出血的男人，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血压在不断下降，他的妻子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让他安静地走吧，”我说，“他已经尽力了。”

她终于嚎啕大哭起来,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你是好医生，我知道你们尽力了，谢谢你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。”

我很想告诉她,作为医生，我们最怕的不是病情的凶险，不是工作的繁重，而是面对那些“法理上说得通，情理上过不去”的时刻，当法律的准绳与情感的河流纠缠在一起，当冰冷的鉴定报告无法抚平失去亲人的伤痛，我们这些站在中间的人，有多希望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。

但我没有说出口,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陪着他们。

清晨的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洒进来,暖融融的，像是给新的一天镀上了金色，那个男人的心电图终于变成了一条直线。

死亡,对于医生来说是一个概率，一个数字，一种生物现象，可对于病人的家庭来说，它是一个父亲的缺席，一个丈夫的永别，一个此生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查完房已经九点半了,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主任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辛苦了，今天夜班，回家好好休息。”

“主任，”我叫住他，“三年前那位老人的家属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主任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听说他们去年搬走了，有时候他们会住在医院门口的老同学家，每次邮递员送信来，他们总会先问问医院有没有一个叫‘XXX’的人出院。”

那是老人的名字。

“理解，”我说，“他们还在等一个答案。”

“不是理解，”主任摇摇头，“是共情，理解是用道理去说服对方，共情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不甘，我们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对与错的判断，而是努力去愈合病人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医患之间，从来不应该是一场战争，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，共同面对的敌人是疾病，是死亡，是那些人类还未能战胜的无常，对医生多一分理解，就是给自己多一分治愈的希望；对患者多一分耐心的沟通，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宁的解答。

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,医生不是神，只是被赋予了医者仁心的凡人，而信任，就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这扇通往健康的大门。

很多时候,面对无法抉择的医患困境，需要的不过是一句“我知道你尽力了”，需要的不过是彼此多一些耐心，多一些等待。

窗外的阳光很好,梧桐树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抖动，急诊室的电话又响了。

我站起身来,整理了一下白大褂，往急诊室走去。

身后,那个癌症晚期的老太太正对着女儿微笑：“别担心，医生们会想办法的。”

对面的病床上,老人的手紧紧握着女儿的手。

是啊,别担心，无论怎样，我们在一起。